李大钊与上海的不解之缘


首次上海之行令李大钊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,“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”。然而,正当李大钊在上海积极联络讨袁之事时,早稻田大学竟以“长期欠席”为由,将他除名。当时的早稻田是一所政治倾向十分保守的学校。企图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就是该校创始人大隈重信在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提出的。李大钊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骨干成员,其激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行自然不会为校方所宽容。因此李大钊被开除学籍,“欠席”不过是个借口。

对于早稻田大学的这一决定,李大钊并未感突然,他索性就此中断学业,全力投身于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行径的活动之中。1916年5月中旬,他由东瀛归国,暂留上海。此间,李大钊仍时刻筹划着反袁大计。他在给好友霍例白的信中说:“传闻袁氏备战甚急,此则雌雄之决,仍非出于一战不可也。”6月6日,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。消息传来,李大钊欣喜至极。7月11日,他应邀北上,担任北京《晨钟报》主编,大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。

袁世凯政府虽已倒台,但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,华夏大地依旧暗无天日。1917年6月,张勋借“调停”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端为名,率“辫子军”进京。未几,张勋撵走黎元洪,宣布拥立前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。一时间,黄龙旗取代了五色旗,前清的王公贵族、遗老遗少们拖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。就在张勋复辟的当日,李大钊仓促离京,避走上海。

与前两次莅沪时的心情有所不同,第三次来到上海以后,李大钊完全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。虽说食宿无忧,但回想起自己辛亥革命以来的所言所行,身处浦江之畔的李大钊百感交集。他一心为国为民不辞劳苦,却不想到头来落得个“国变日……仓黄出京”的结果。“南来栖迟沪,渎日无聊赖。幸有投止之所,不至漂泊旅馆,惟以读书自用,尚足告慰耳。返至于发表言论,今已全非其时,即有所欲言,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。”在致信北京友人李泰棻时,李大钊发出如此感慨。

“长夜漫漫何时旦?”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,但不曾想由于革命的不彻底,却令中国掉入军阀混战的泥淖,中华民族仍然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呻吟。这一次李大钊居沪数月,大部分时间都在思索、总结过去革命“流产胎殇”的经验与教训。其间,他还两度前往南京,会晤好友白坚武,并在白的引荐下,同江苏督军李纯会面多次。双方还商妥赴日考察事宜,后因故取消。11月初,李大钊返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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